百年回眸说护国（一）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11月17日，蔡锷秘密离开北京，途中，12月12日，大总统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19日，蔡锷抵达昆明。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联名通电：云南独立，讨袁护国。
　　蔡 锷护国军编三个军，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任总司令。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袁世凯被疑为幕后黑手，4月，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袁世凯绕开国会。两件事，使得南方革命党大为光火，孙中山力主武力解决，李烈钧在江西首先发难。所谓二次革命，撑持不过两月。
　　二次革命，云南都督蔡锷和贵州都督唐继尧保持中立。蔡锷秉持“不党主义”，就连最尊崇的老师梁启超拉他加入进步党，也不为所动。民国政府初立，出一点问题，又要革命，这未免有党派斗争的嫌疑。蔡锷站在维护中央政府和国家统一一边。据梁启超的演讲 《护国之役回顾谈》，后来，蔡锷是主动辞去云南都督的，他的理想是整军经武，为国练兵，不料到了北京，袁世凯却委他为经界局督办。
　　三个总司令，按手印加入效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的李烈钧，投笔从戎、而以职业军人自命的蔡锷，开武将军、月薪3万元的唐继尧，左、中、右都走到了一起。据当事人回忆，护国讨袁通电甫一发表，昆明各界“欢呼雷 动，全 市 游行，高喊 ‘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 口号，至夜乃息”（由云龙 《护国史稿》）。
　　诚然，民主与共和的观念，距离深入人心不啻千里之遥，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一个政治变革的方向，一股裹挟世界的潮流，却是不可逆转的。这一点，知识分子看到了，相当一部分士绅、武人、资产者、市民阶级，都意识到了。袁世凯解散国会和废止约法两个动作，已经踩线，正是内忧外患、百废待兴之际，又妄图称帝，后来人“倒行逆施”的评价，倒不为过。
　　所谓国体问题民国政府初立，各省都督有北洋将领，有革命党人，还有顶戴花翎拖大辫子的清廷大员（如东三省都督赵尔巽、新疆都督袁大化、山东巡抚孙宝琦）。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等人成了战犯，纷纷逃往海外，第一大党国民党丢掉了合法地位，北洋系也因此没有了制衡力量。紧接着，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解散国会、废止约法、修改 《总统选举法》。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梁士诒组织“请愿团”，杨度发起“筹安会”，为恢复帝制大造声势。梁启超堪称洛阳纸贵的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便是针对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 和杨度的 《君宪救国论》 而去的。
　　开宗明义，梁任公便说，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在中国搞君主立宪是最好的选择。因此，文中很少反对古德诺和杨度关于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的理由，君主制的政治传统、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人民教育程度极其低下、缺乏参与政治的热情 等，算 是 默认。但是，“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任公认为，改变国体，那是革命家和阴谋家的事，而政论家和政治家当在既成事实的现有国体下有所作为，君主制可以立宪，共和制就不能立宪，岂非咄咄怪事。折腾来折腾去，“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辛亥年你袁世凯信誓旦旦，说过“永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于中国”，现在，“夫共和之建，会几何时，而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恋于共和者，乃反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
　　“夫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革命是有惯性的，也是会上瘾的，平心而论，每一种国体都不完美，难道一遇到阻力，就要以“革命不彻底”的借口再发动一次革命？国体一变，“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吾以为中国而思实行立宪乎，但求视新约法为神圣，字字求其实行，而无或思逐于法外。一面设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机会，而毋或壅其智识，阏其能力，挫其兴味，坏其节操，行之数年，效必立见。”政治是一点一点求其进步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