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三）

　　（接上期）最著名的就是那篇 《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是嵇之老友，亦为“竹林七贤”之一，后来被司马集团收买了，想拉嵇康下水，嵇康很是愤怒，提笔就写了这封信与之绝交。信中他以“七不堪两不可”表白自己的心迹，“两不可”是说自己一“非汤武而薄周孔”，一“刚肠疾恶，遇事即发”；“七不堪”则说自己喜晚起而怕被别人叫醒；喜游玩而怕被别人跟着；喜抓虱子而怕穿官服；怕批公文；怕见俗人；怕琐事缠身。嵇康说我的天性，是“志长林而思丰草”，痛斥官场，放言无忌，坚决拒绝与司马氏集团合作。
　　刚烈的嵇康最后被杀，史书记载：“将刑东市，太学士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曰：‘广陵散于今绝矣！’”慷慨赴死。嵇康是为了保持魏晋风度而付出血的代价的。
　　最后说一说陶渊明。
    从时间上看，阮嵇活在魏末正始年间，陶渊明则处于晋宋之交，要迟一些。陶渊明为东晋元勋之后，但到他这一代，家境已败落。29 岁起，陶渊明或出（仕）或处（隐），但最终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唱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歌儿，在彭泽县令任上挂冠而去了，其时 41岁。从此，陶渊明绝意仕途，由“猛志逸四海”而“性本爱丘山”了。
　　陶渊明的天性是“自然”，他自称：“质本自然，非矫厉所得。”苏东坡评价他说：有友朋来，鸡黍以待；没米谷了，叩门讨饭；想做官就做官去，无须伪饰；欲归隐就归隐了，不找借口……陶渊明就是这么真率。陶渊明刚从都市撤退到农村，“复得返自然”，自有一种笼鸟归林，池鱼入渊的快乐，他把这份快乐寄托在诗歌中，无比惬意。而且陶渊明写诗，“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是自然的抒发，故后人称其“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爱自然”的陶渊明好酒，他的后期作品几乎篇篇有酒；“爱自然”的陶渊明也好色，诸位有兴趣可以读读他的 《闲情赋》，赋中陶渊明对他的情人表达的十个愿：衣领，腰带，发膏，眉黛，丝履，昼影，夜烛，竹席，鸣琴……胡思乱想的自白中透露出浓烈、缠绵的爱。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酒色是通往自然最便捷的管道也。
　　当然，陶渊明开头以为是“农家乐，乐陶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描写田园景色、村野生活的诗文佳作。后来，他住宅失火，田园受灾，“饥来驱我去”去讨饭。再后来，又认识到农村有天灾复有人祸，遂发现农村也绝非是一块伊甸园，就写下 《桃花源记并诗》 来构划第二次撤退——从现实到幻想的撤退。桃花源，陶渊明也清楚是个“画饼”，但这个“画饼”依然是“自然”——一个“不知秦汉，何论魏晋”、素朴、原始、没有轩冕荣华的自然。
    阮籍、嵇康、陶渊明堪称“魏晋风度”的典型。
　　对“魏晋风度”的评价
    “魏晋风度”每被人艳称，为什么呢？我谈两点：
　　其一，找回了被道德高压遮蔽了的人的自然属性。道德是人的社会属性，儒家是社会人学说，故特别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源于人的自然属性，却又高于人的自然属性，但倘过分张扬后者，割舍前者，凌空蹈虚，也令人不堪。打个比方，性乱要反对，但性岂能阉割？！阉割了性，人类断子绝孙矣。
　　其二，在“自然”的旗号下，作某个方向的引申，有重视个性价值，不愿把个人看成社会附属品的意义在。个性的张扬，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尤其有帮助（与政治不同，文艺往往描写人类情感的极度体验，可以杀偏锋，走极端，鲁迅就有过《政治与文艺的歧途》的演讲）。魏晋及之后的南朝文艺，有人说“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宗白华语），也绝非空穴来风。试看看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的画、陶渊明的诗和南朝的文章吧。从文学史而言，魏晋六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现代的“文学”概念由此分娩。
    “魏晋风度”也常遭人诟病，这也不是无理指摘。
　　“魏晋风度”的背景底色是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以“自然”为追求。我以为，找回被“道德”遮蔽的“自然”不错，但欲用“自然”去废弃“道德”就偏颇了。道家之失，就在这里。道家思想以“自然”去对抗“道德”（也即“文明”），一定发育两种人：逃离文明的隐士和挑战文明的嬉皮士。魏晋社会，不就是隐士和嬉皮士的大本营么？隐士和嬉皮士为中国文化添了异彩，可毕竟不是主流的价值取向，故司马光批评魏晋时期，“崇尚虚无，蔑视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 事”（《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阮籍嵇康既有隐士色彩又有嬉皮士色彩，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礼岂为我辈设耶？”确实，我不被礼仪所拘，可以彰现个性，但他人倘以非礼来待我呢？我能忍受么？有个事实很有意思：阮籍希望其儿子阮浑不要效法他，“汝不得复尔！”（晋书·阮籍传》 嵇康呢，留下一篇《家诫》，一条一条地教育儿子如何为人处世，譬如遇到有人争执，最好走开，以免表态；有人敬酒，不喝也不要推辞，端着杯子敷衍；与上司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免被人忌……对此，鲁迅曾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