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广田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上）

　　出色的大学校长不一定是某一学科的权威，但一定是有着独特教育思想、办学理念的教育家。譬如，蔡元培之所以彪炳千古、光耀史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成功确立并实施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早年投身于文学事业、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大学校长的不乏其人，譬如，匡亚明、成仿吾和冯乃超，但他们是以革命家而非文学家的身份出任大学校长的。共和国成立后，真正以文学家身份出任大学校长、又在政治运动旋涡中沉浮多年的，当数李广田。他是较多濡染着文学家思维和逻辑的大学校长，是较多秉承着文学家气质和风骨的教育家。他是文学家中的教育家，是教育家里的文学家。他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对于学术界认知20世纪中国社会史，对于学术界厘清共和国成立后意识形态展开、运作的逻辑和轨迹，对于学术界探寻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一1926年，李广田加入共青团。此时，他就学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9年至1935年，他求学于北京大学。此时是京派的黄金时代。沈从文等人云集北平，依托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刊物，形成了一个以自由主义文人为主体、同上海诸文学流派遥相对峙的文学流派，史称京派。西方自由主义是一种以个体主义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价值观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套社会政治思想，它中国化后不再是一种人预设了终极目的的价值理性，中国自由主义文人不只把它看成一种思想观念，且赋予它一种鲜明的社会实践品格，主要表现为他们自觉疏离偏激的现实政治实践、推崇和高扬人的价值和主体性、恪守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原则。李广田和卞之琳、何其芳等年轻人，追随着京派的思想与文化风尚，步入文坛。他的同学卞之琳、何其芳因才华出众，成为北平文艺界几个著名沙龙的座上客。他诚笃质朴、坎坷多舛，似未享受过京派元老给卞之琳、何其芳的优厚待遇，但他是地道的京派后起之秀，当是事实。
　　他亲炙周作人和废名，他师从周作人学日语，先后听过周作人的《日本作品选读》和《近代散文》课，他选修了废名的《散文习作》课。1934年至1935年，他成为卞之琳主编的《水星》、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周作人、李健吾十分欣赏和推重他的诗文。他大学期间深深浸染了自由主义理念，终日徜徉于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创作诗文，他创作于此时的诗文大多具有唯美主义色彩。1941年秋，他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此后，他与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关系密切，并成为朱自清晚年的忠实追随者。他的小说、散文、诗歌、理论文章纷纷发表于《观察》等自由主义文人办的同人刊物。对于自由主义理念，他不如沈从文、朱光潜等人执著，甚至不如朱自清坚定，但他深深濡染了自由主义文人的思维、逻辑、气质和风骨，应是事实。受时代思潮浸染，他加快了左倾的步伐。这一时期，他写了《诗的艺术》等5部文艺论著。在这些论著中，他从革命实际需要出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明文学的本质、社会功能以及文学创作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致力“建立一种严正的文学批评，以配合今天的政治文化工作。”他精心指导学生开展文艺社团工作，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文艺活动、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一二·一”惨案、李闻惨案，尤其是闻一多惨遭毒手，对他刺激很大，他坚定了左倾的信念。
　　在自由主义文人急速分化的浪潮中，左翼文化界高度关注和赞扬他的思想动向和人生诉求，把他和闻一多、朱自清一起树为自由主义文人的榜样。此后，在1948年7月，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在一篇自传似的文章中彻底否定了大学期间创作的诗文。他认为，这些自他大学毕业那年陆续出版的诗文是“贫血的作品”。为了文学事业，他曾退出激进主义营垒。后来，他两次身陷缧绁，但未动摇投身于文学事业的决心。眼下，他在“大时代”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再次选择了激进主义。他本未充分培育京派贵族化、唯美化的高雅艺术与生活品味，他从自由主义阵营迈入激进主义阵营后，会本能地隐藏、抑制和清除此品味，不过，他身上的自由主义因素不会即刻消失得一干二净，它若隐若现、似有似无，潜存于他的思维、逻辑、气质和风骨中，隐现于他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中。他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明文学问题时，仍未轻忽和怠慢文学的艺术特质，仍在推崇和高扬作家的价值和主体性。他在大汉奸周作人受天下人唾骂时，仍不回避他和周作人的关系，这充分彰显出他为人处事的一贯原则：实事求是、正视和尊重历史，不看风使舵、更不落井下石。
　　1948年7月，他40岁出头，春秋鼎盛、宏图待展。他在否定大学期间创作的诗文的同时，格外看重教育工作。他坦言：“在过去多少年来的教育工作上，我相信我不曾发生过坏影响，但我的文学工作却是失败了的，想想过去出版的那些东西，只是叫人脸红。”此时，他尚未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他走上大学主要领导岗位后，越加看重和倾力于教育事业，越加轻忽和怠慢文学事业。
　　他1952年9月由清华大学副教务长调任云大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1957年5月任云大校长；1959年9月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行政降职为副校长，1962年上级组织甄别后仍任副校长，直至1968年11月2日含冤辞世。他在云大主要领导岗位上几经沉浮，时间长达16年。在此期间，他的文艺思想受到批判和攻击，他的教育思想也受到批判和攻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漫长教育生涯中逐步确立并努力实施了独特的教育思想。他的文艺思想形成于共和国成立前，因为他的文艺论著大多完稿于此前。他的教育思想形成于共和国成立后，因为他此后逐步走上大学主要领导岗位。学术界已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他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迄未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他在云大期间的沉浮命运，主要导源于他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而这同自由主义密切相关。二李广田在漫长教育生涯中，团结、带领和依靠云大教职工，锐意探索、勇于创新、适时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重教、尊师、立人”的教育思想。
　　“重教”思想即始终不渝地把教学放在整个学校工作的中心位置，任何时候不动摇。学校要求教师从学生实际出发，遵循“少而精”原则，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精讲多练，在怎样讲好一堂课上动脑筋、下功夫，既大幅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又显著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学校充分发挥教研室的职能，要求教师依托教研室，紧紧围绕教学和师资培养任务开展科研工作；要求每个教研室确定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有组织、有计划地长期开展科研工作，达到以科研工作促进教学工作的目的。
　　1953年7月，云大举行第一次教学经验交流会，着重研究教研室工作问题。9月，云大工作计划要点草案强调：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研组工作是中心工作的中心环节，学习苏联是做好教学工作的关键；职工必须树立一切工作为教学服务的思想。云大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依托教研室，拟订教学计划、制订教学大纲、编写讲义，稳步推进教育改革。经为期4年的教育改革，云大初步确立了以教学为学校中心工作的办学格局。
　　1958年秋，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后，云大根据教育方针修改教学计划，坚持学校办工厂以教育为主、师生下乡下厂不荒废教学的原则，确定4年平均教学时数与劳动时数百分比为70∶30，专业课、政治课、体育课教学时数百分比为70∶20∶10。1959、1960年，教育“大跃进”运动期间，云大确定的假期、劳动、教学的比例为1∶2∶7。1960年，云大因合理安排各项工作，非但未停过课，上课周数反而比1959年多3周；此外，学校充分利用学生集中劳动期间的空隙，适当安排了一些教学任务。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活动三结合，是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确立的教育理念。此理念确保云大的各项工作未偏离正轨。60年代初，云大几乎每年召开一次教学经验交流会。教务处于1961、1962、1964、1966年分别编印了《云大教学经验交流汇编》。此外，云大号召教师积极开展科研工作，要求教师把科研工作和师资培养工作结合起来，达到以科研工作促进教学工作的目的。
　　“尊师”思想即尊重教师、依靠教师，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教师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敬重老教师，培养中青年教师，提高中青年教师的知识技能和教学水平。他要求青年教师过外语关、古汉语关、理论关，亲自检查青年教师的进修计划；学校举行青年教师外语过关考试时，他亲自命题、亲自主持，被云大教职工誉为“殿试”，至今传为美谈。他在展开和实践其“尊师”思想的过程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成为广大教师的知音、良师和益友。
　　1953年9月，云大工作计划要点草案强调：学生必须尊敬教师。1954年3月，他在第三次扩大校务工作会议上着重指出，学生必须尊敬教师，学生不尊敬教师是不允许的。随后，他在开学典礼上强调，新老教师须进一步加强团结，老教师知识和经验丰富，新教师要向老教师学习；老教师有帮助、培养新教师的责任；新老教师应互相取长补短、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携手推进高等教育。1962年7月，校务委员会通过的《学生奖惩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学校将表扬或奖励尊敬教工的学生，将处分不尊敬教工、态度恶劣的学生。
　　他礼贤下士、不耻下问，倾听老教师的意见，热切激励和引导青年教师提高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把“尊师”思想体现于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共和国成立后，知识分子被冠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一定语，处于被改造的地位。他本人也是被改造的对象。在此情势下，他“尊师”难能可贵，应予高度评价。
　　“立人”思想即致力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国家建设人才，培养一种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和高度创造性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一种“多向度的人”。他紧紧围绕“立人”这一高等教育的关键，着意规范基础课教学、加强和推进基础课建设工作；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切实遵循教学相长原则，既教书又育人。
　　在李广田看来，教育是“立人”的一条重要途径。1954年3月，李广田在第三次扩大校务工作会议上强调，教师应全面理解教学任务，把教学视为教完所任课程、不管学生学习效果的认识是片面的；教师的职责是教“人”，不是教“书”，“人”是活的，“书”是死的。1955年以后，云大根据高教部座谈会精神，适时修改教学计划，减少学时，把一批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增设一批选修课，让学生有更多自学时间和独立思考问题的时间。1958年 2月，他在《诗刊》发表《“教育诗”》，充分表明了他为祖国育英才的宏愿和抱负，其中深蕴着他推崇人的价值和主体性、高扬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义理念。
　　共和国成立后，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随着现实政治实践不断激进化，随着以阶级教育为纲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被冠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一定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销声匿迹。他的“立人”思想若隐若现地闪现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确立的“立人”战略，他未明确提出，通过教育，培育学生高雅、精致、蕴藉的文化品味和人文素养，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他的思维、逻辑、气质和风骨对仰慕他的学生是一个无形的榜样。
　　1961年9月15日，党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党中央的指示和“条例”汲取了云大的办学经验，汲取了他的“重教”、“尊师”思想。他为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我校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