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啸原，1930 年生，云南昆明人。我国著名西方政治思想史专家，云南大学资深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第一届教育部政治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996-2001）。1961 年来校工作，在云大政治系任教长达 46 年，1986-1994年担任政治系主任职务。
1960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政治学院任教。第二年，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云南政治学院并入云南大学，成立新的政治系。我跟着调到了云大，从此就在云大政治学系工作到退休。
在政治系任教之初，我主要开设《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两门课。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主要是讲《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后来又开了《科学社会主义》，一直到“文革”。其实，到1965年下半年学校就基本不上课了。在“文革”中，云南大学疏散到了弥勒县，政治系在中以则公社，我们在那个地方接受改造。
到了1970年初，上级指示搞开门办学，政治系就抽调了我。我当时身体很不好，劳动之后两次胃出血，身体相当虚弱。领导认为我搞教学还可以，就把我抽调出来，还抽调了陈士奎老师和历史系的谢本书老师，让我们去搞“教学革命”小组。后来谢本书老师没有参加，我们又吸收了其他几位老师。当时，我们到工厂里去讲哲学、讲马列著作，在普坪川发电厂开哲学课。1972年，我们办了一个《反杜林论》的学习班，因为《反杜林论》这本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比较系统。学习班的地点，在云南财政干部学校，就是现在的云南财经大学。那个班培养了好几个人才，云大的陈国新和昆工的王展飞就是从这个班出来的。
1973年，云南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接着上《国际共运史》。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到1976年共招了四届。学员由下面推荐，免试入学，但是他们当中也出了很多人才。后来当了云南省粮食局局长的苏全忠、云大经济学院原副院长徐光远、上海宝钢的厂长助理樊纯诗，都是1973级的学生。后面几级的学生，出的人才就更多了。纳麒当了云南省社科院院长，汪戎当了云南财经大学校长。当时我们自己写教材、编讲义，工农兵学员对我讲的课，印象应该是比较深刻的。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以后，我继续给1978级的学生上《国际共运史》。改革开放了，我又开《科学社会主义》和《经典著作选读》。到1982年，根据小平同志“补课”的指示，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有条件恢复政治学的，都应该恢复政治学。于是，以徐大同为首的几位老师在天津师大办了一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学习班，当时系主任徐学铣老师派我去学习，当年学，当年回来就开课。我是二月份去的，一去就开始备课，边学习、边备课、边写讲稿。九月份回来以后，就给1979级学生开《西方政治思想史》。我们是全省最早开这门课的学校，可能也是西南最早开这门课的学校。从1979级开始，每一届的学生都要修这门课。
1983年底的时候，政治系领导班子换届，我和石世龙被选为系副主任，杨真元老师当系主任。杨真元老师是老云大政治系1949年毕业留校的，他搞政治学理论，我搞思想史。李德家老师当过老云大政治系主任，当时年龄很大了，他对西方政治制度非常熟悉，我们就把李老师拉过来和我们一起开课。我们组成一个班子，李德家老师上《中外政治制度》，杨真元老师上《政治学概论》，我上《西方政治思想史》。1983年我们向教育部学位委员会申请政治学硕士学位授权，教育部在1985年底批下来了。当时在西南地区就只我们一家，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一批，当年全国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授权的只有七家，我们是其中之一！
1986年我们开始招收硕士生，那年招了张德文和张丽华两个学生。张德文是我的学生，后来当了云南电视台台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张丽华是李德家老师带的，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工作，现在是编审。因为李德家老师的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们两个实际上都是我在带。政治制度这一块，李德家老师相当熟悉，政治学理论方面杨真元老师熟悉，我则搞思想史和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我们这个班子搭配得比较好。第二届招生就更多了，招了十来个，主要是杨真元老师带。我们当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因为我们对博士学位的认识不够，对博士教育也没有什么概念。后来我去北京开会，教育部管学位工作的一位同志就跟我说：
“马老师，当时你们的条件是相当好的，因为你们这个班子，一个搞政治思想，一个搞政治学，一个搞政治制度，很健全，很多学校班子都搭不起来。当时你们如果继续申请博士学位，博士点就肯定是给你们的了。”等我们醒悟过来，其它高等学校已陆续开设了政治学，而且它们的名气和办学条件都比我们好。我们干脆搞一揽子计划，直接申请搞政治学一级学科学位点了。早些时候，一级学科想都不敢想，你二级学科博士学位都没拿到，拿什么一级学科？一级学科可是涵盖七个方向。
当时我们政治学学科的发展，颇得益于徐大同老师的帮助。他是政治思想史领域的权威，从1982年我在他那个班上学习开始，他就一直拉着我做课题。他的第一本《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在构思内容和拟定提纲的时候，拉着我、王沪宁、浦兴祖三个人一起，在天津宾馆深入、细致地讨论了一个星期。教材这个东西是很多人要来读的，要经得起琢磨，经得起推敲，所以从提纲到内容，我们都很认真。后来徐大同老师很多课题都拉着我一起做，包括编辑《政治学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现在《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名录中还可以找到我的名字。因为徐大同老师的提携，我有机会认识中国政治学界的很多专家、前辈，例如赵宝煦老师、王惠岩老师、夏书章老师、丘晓老师。后来教育部成立政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他们就聘我作第一届的委员，从1996年到2001年共五年。正是因为认识了这些政治学界的专家、前辈，给我们从事政治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弄清楚了很多重要问题。例如，我们应该如何来搞政治学的教学？应该怎么搞政治学的研究？政治学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等等。因为参加了很多相关的学术活动，对这些问题就有比较深刻的思考。所以我们政治学专业开的课程，都是比较踏实的基础课程，我们培养学生也都是实实在在地从基础来做。
1982年起，我开《西方政治思想史》，从1987或1988年开始，我又开了《西方政治制度史》，这门课简直是白手起家。除了这两门课，1980年代我还给研究生开过《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和《政治学专业外语》。后来，大概是1989年、1990年以后，本科生的课我就不再上了，只教研究生。1994年我退休，但研究生的课还接着上，一直到2005年以后，我快77岁时才完全退出。
早在参加徐大同老师《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时，我就想编写一部理论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准备把西方的政治理论概括起来，系统化地写。我上《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制度史》时，就一边讲课，一边写讲义。但是我作为系主任，既要教学，又要科研，还有很多行政事务，根本没有时间。我就先把《西方政治思想史》近代这一部分的讲义整理出来，写了一本《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评教授要有专著，我的这本专著恰好打出小样，评委也认可小样，于是我就凭着这本书评上了教授。我是1986年9月评上教授，1987年3月获得国家认可的，是我们系上最早的。
那个时候，我作为高评委委员，会议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直到我退休了，才集中精力来写《西方政治思想史》。写这本书，基本资料是原著，原著又得益于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这两个出版社真了不起！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把西方主要的经典著作都翻译成中文，而且翻译得相当好！对于这些经典著作，我是出一本买一本，出一本看一本。在这个基础上，《西方政治思想史》写了三年，到1996年底完成，后来学校推荐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纲》，这是当时云大教务处长的建议。这本书最初是专著，但出版还不到一年，教育部要搞“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建设，高教社就把我这个书推荐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到现在大概已经重印了29次了。
《西方政治思想史纲》出版以后，高教社马上又跟我约了另一本书——《西方政治制度史》。在我还没开始写这个书的时候，高教社就跟我签订了出版合同。这本书是2000年出版的，一经出版就得到学界的认可，2002年的时候获得了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到现在已经重印十几次。很多年轻学者就是通过这两本书认识我的。（本文据马啸原先生的口述史采访记录整理成文）云南大学政治学系创立于1925年，依托近百年的历史积淀，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目前已形成本-硕-博相衔接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有1个本科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4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政治学理论、国际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民族政治学），以及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在本系招生。同时，政治学系也是云南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的主干支撑单位。
政治学系师资阵容强大、学科门类齐整。全系现有专职教师20名，其中党员教师18名，少数民族教师3名，教师队伍年富力强，职称和学历结构优良，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年龄结构看，全系教师中，30-39岁教师10人，40-49岁教师6人，50-59岁教师4人，青年教师占比高达50%；从职称结构看，全系现有教授6名，副教授/副研究员7名，讲师7名，博士生导师3名，硕士生导师15名，职称结构合理；从学历结构看，教师队伍中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者12人，获史学博士学位者2人，哲学博士学位2人，管理学博士学位1人，博士研究生在读3人，近半数专任教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中国顶尖高校。
政治学系的学术研究关涉诸多领域，现已形成两大优势特色方向：（1）政治学理论与民族政治学：依托马啸原等前辈开拓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在周平教授开创的民族政治学学科基础上，构建民族政治学基本理论，开展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民族政治的国际比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研究，出版了国家规划教材《民族政治学》，建设了国家级精品课，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云南省教学成果特等奖，产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2）地方政府与边疆治理。运用政治学基础理论，围绕治理取向变革、治理制度创新、治理流程再造、治理技术升新等方面，探讨边疆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挖掘边疆治理的特殊规律性，寻求边疆治理的现代化的路径。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研究越来越显现出其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