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研究与大学文化建设

　　一旦大学选样形成富有个性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形成带有强烈的价值选样的精神文化，就会以文化传统的方式对大学发生持久的影响，显示出大学文化特有的历史穿透力。而校史是一所大学发展轨迹的真正记录，是该大学兴建、发展壮大的历程，是大学经验、教训、智慧等方面的积淀，更是大学文化的映射和风格特色的集中体现。因此，校史研究对大学文化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云南大学为例，在归纳整理校史资料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校史研究在大学文化传承、整合和创新方面的作用。
　　一、校史研究与大学文化传承传承性是文化固有的特性。传承，就是继承、累积和延续。英国学者哈罗德·柏金（HaroldPerking）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大学的发展过程后，深有感触的说，虽然人人都在谈大学，但是，“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不同大学的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为大学。”因为，“过去的希望，抱负和价值观与现在大学概念紧紧结合在一起。”从柏金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即大学是一个随时空变化而动态变化和发展的概念，而能够证明其存在、对现在发生重大影响的就是大学文化。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载体对大学文化进行传承，将大学长期积累的优秀成果发扬光大，并根据现代大学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对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文化进行严格的选择、加工和整理。而校史研究就是在大学文化传承中一个不可缺失的载体，更是储存历史记忆、传承大学文化的重要途径。云南大学成立至今的近90年沧桑历程，一树一草，一砖一瓦，无不浸溢着厚重的文化气息。但是，如何让一个新生了解云南大学的校史，让其不但在“学生证”意义上归属于云南大学，而且在“心灵史”的意义上皈依于云南大学的精神校园，使其把传承云大文化的期望内化为自觉行为，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当然，帮助一个新生完成这一使命的，可以是老师、学长的“口述历史”，也可以是他自己的“感同身受”，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毕竟是有限的，更普遍的无疑还是人与校史读本之间的深层体证。鉴于此，云南大学的校史研究工作以人物为经，以故事为纬，“人物”主要是在本校工作过或任教过的名校长、名学者；“故事”主要是一直或一度流传过的老掌故、老传说，相继负责编撰及协助编撰《东陆回眸》———以照片为主，讲述云大的发展历史，反映从筹办东陆大学以来的人文、景观、史实和掌故；《东陆瑰宝———董泽纪念文集》———以文集的形式介绍了云南大学第一任校长董泽矢志不渝于边陲教育事业，与当时云南省主席唐继尧一道创办云南 大 学 的 前身———东陆大学，为上个世纪文教事业落后的云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诸如此类之书，云南大学的校史研究还有诸多成果，此处只作代表性介绍。不过，因为有了高山仰止的名校长、名教授群体，其“可信”塑造了一所大学的“标志”；因为有了景行行止的遗闻逸事、校园传说谱系，其“可爱”演绎了一所大学的“风格”。
　　二、校史研究与大学文化整合美国人类学家恩伯夫妇认为，文化往往是呈整合状态的，文化整合不仅可以由文化自身的适应性所形成，也可以由认知所形成。对于整合一词，我们理解其内涵包含五层意思，一是整合的范围为属地相同，二是整合的条件为多种物质，三是整合的结果为目标一致，四是整合的过程为协调冲突，五是整合的内容为基本属性。既然大学文化是由生活、工作、学习于同一校园的全体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共同培育形成的并被普遍接受、认可、遵循的基本信念、态度和规范，那么大学文化整合应指组成大学的人员对大学本质的认识、办好大学的信念及大学形象的个性塑造等方面在办学实践中趋同。
　　而在这一过程中，校史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校史能够见证一所大学在办学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且一所学校的校史对师生具有无形的教育力量。同时，大学文化是大学育人的核心内容，她通过校史的承载，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生动、感人的人物和事例呈现给今人，让他们通过“亲近认同羡慕热爱仿效”等形成培养目标所需求的各种优良品质，最终使得全体师生认同这所大学所宣扬的文化内涵，使自己真正从精神意义上归属到这所大学的群体中来，由此产生不可估量的凝聚力。
　　大学是知识和知识分子最为密集的地方。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喜欢思考、忧国忧民，他们的思想总是呈现多元的状态。然而大学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内部知识分子的多元共生而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为何？这是因为，从进校伊始，他们就可以从建筑、景观、刊物、言行等感受到这所大学所沉淀的历史文化。怎么样才能让大学的建筑、景观、刊物等传达出让人膜拜的文化力量，一直是校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所在。例如，云南大学的校史研究者在搜集、归纳、整理浩瀚史料资料的基础上，为学校的历史建筑撰写简介，力求去繁从简，突出重点，直指其意义所在，如至公堂，是闻一多作最后一次演讲的地方。如果没有撰写介绍，那至公堂只是至公堂，充其量只是一座历史较为悠久的老建筑而已。但是通过校史工作者为其撰写介绍，至公堂在云南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的眼里，已然是当年爱国志士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化身，细细研读之中，亲近、认同之感顿生。另外，校史研究者还与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政协联合制作了专题电视片———《一代宗师熊庆来》。熊庆来是云南大学的第四任校长，也是将云南大学带入“鼎盛时期”、“黄金时期”的校长。通过这种方式，校史工作者向社会人士展现了云南大学的辉煌纪录。如此种种，无不使师生对云南大学的个性形象、治学理念、办学实践产生更大的认同感，从而将自己的多元价值观自觉地从属于云南大学的价值需要，最终起到整合文化的作用。
　　三、校史研究与大学文化创新伴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漫长历程，大学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精神，比如说科学精神、自由精神和服务精神。然而任何—个社会组织的文化精神并非是永恒不变的，它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文化而发生一定的嬗变或更新。恰如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描述的，大学“保存、传播和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从创新的角度看，大学对文化的传递、选择和创新是系统的整体。大学是一个以高深知识为操作对象的组织，其核心是对知识进行创新和传播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大学传递的文化是经过选择的文化，创新是经过传递的文化。大学正是通过不断的选择———传递———创新———再选择———再传递———再循环的往复过程，使文化得以形成、发展、延续，它是文化的传递与传播，是文化的净化与升华，是文化的创造与发展。
　　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文化创新的基础就是可供选择的大学文化，而这些经选择的大学文化又是以一所大学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为基础的。因此，一所大学的历史在文化创新时显得无比重要，而校史研究环节就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因为校史研究的实质是在真实记载学校史实的基础上挖掘学校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深厚的文化底蕴，然后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并为大学的文化选择作参考。云南大学的校史研究者一直以此为己任，在系统的搜集整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相继编撰了《云南大学志》系列丛书，详细记载了云南大学成立至今，在教学、科研、人物、大事、党群、行政、后勤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和变革。此外，云大的校史工作者还编撰了《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如《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校长信函卷》和《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教授文集》等。这一系列丛书，再现了云大发展初期、发展中期和鼎盛时期的历史面貌，从而让世人对云大有一个较为立体的认识，并增强现今云大人文化创新的勇气和信心。参考文献：[1]（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美）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高等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3]陶李.云南大学志·云南大学大事记[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刘兴育系我校党史校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卫魏系我校党史校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